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置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开放、变革、复兴应该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主要内容。从物质文化的高速发展到文化自信的国家倡导，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养育中国传统音乐的社会文化生态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出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要求，出于从文化自知到自觉，进而实现文化自信的国家文化诉求，作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传统音乐，必然成为文化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优质资源。

一、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资源，作为发展语境中的宏观范畴，必然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关切，传统音乐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做的系统工程，当以文艺集成志书和后来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标志性系统工程。从1979年开始的“十大集成志书”编纂工作，内容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戏曲、曲艺和民间舞蹈五个门类，具体由《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十个品种构成，故被简称为“十大集成志书”。其中，包含有传统音乐内容的共有八个品种，完全由音乐内容构成的有四个集成，分别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分别按当时的国家行政区划由各省（市、自治区）立卷，总计120卷。①港、澳卷尚在编纂过程中，台湾卷暂缺。四川各卷本包含重庆市内容，因重庆作为计划单列市时间较晚，未单独立卷。包括传统民歌（原生民歌）、民间器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宗教音乐和木卡姆、南音等特殊乐种，内容涵盖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各歌种、曲种、剧种。在不留空白的总体要求下，国家自上而下对传统音乐所进行的全面普查和收集整理史无前例。要准确理解这项工程中有关传统音乐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内容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前无古人。历时三十年的工作，十几万人先后参与此项工程，共收集记录传统音乐作品资料超过一百万首。②一百万首作品是不完全精准的统计。在集成编纂过程中，基本上入选国家卷本的比例只占收集资料总量的十分之一，各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一百万首应该是相对保守的估计，如果将相同曲目的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和不同演唱者的版本计算在内，数量则远不止于一百万。主要在民间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音乐作品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以音响和曲谱（简谱）的可视听方式保存下来。国家精选其中十万首代表性作品予以出版，如此规模的、以国家典籍形式出版的传统音乐作品系列丛书，在世界音乐文化范围内鲜有能望其项背者。从中国典籍文化的视角看，集成实质上是国家对传统音乐进行的一次全面注册、登记和著录，构成国家记忆中的声音体系。

2.处于文化转型的历史节点，抢救性记录后保留的一手材料很多具有文物价值，其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速度最快的历史阶段，主要以农耕文化为土壤的传统音乐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迅速边缘化的状态，大量以口头方式传承的民间音乐艺术面临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状况，从实际的结果上看，“集成” 工作中大量记录下来的资料成为不可重复的“音乐文物”，具有“文化基因”的属性，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3.以音乐本体内容为主导的持续性工作，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传统音乐研究的专门人才。在集成工作三十年的过程中，由吕骥（民歌主编）、周巍峙（戏曲音乐主编）、孙慎（曲艺音乐主编）、李凌（器乐曲主编）等老一辈音乐家和文艺界老领导领衔；樊祖荫、乔建中、冯光钰、田联韬、黄翔鹏、袁静芳、何为、余丛、王民基、董维松、常静之、田青、汪曾婉、常树蓬、沈洽、吴超、杜亚雄、简其华、毛继增、苗晶、戴洪森、伍国栋、何昌林、黄俊兰、项阳、崔宪和刘新芝等一批在京的中青年学者和专业音乐工作者长期参与其中；以王耀华、蓝雪霏、周吉、鲁肃、曹火星、徐荣坤、刘永海、江玉亭、耿生廉、韩军、王基笑、杨匡民、梁思孔、史新民、贾古、李英航、莫日芬、林韵、邓如金、李成渝、谢彬如、杨放、王群、陈复生、刘志群、边多、刘恒之、刘均平、李世斌、石永、李锦辉、刘同生、嘉雍群培和白曲等③根据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2009年编辑的《集成编纂人员名录》中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参与集成志书工作人员先后达到十几万人次。这里所列人员，一定是挂一漏万，不代表工作贡献和价值判断，只是为了向读者表达一种学术参与的状态，疏漏之处敬请见谅。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的音乐学家与文化艺术领域的分管业务领导和专业人员，亲历地方的田野工作和编辑业务；聚集全国艺术人才在持续性的专门工作中不断研究和实践，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研究讨论，实质上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为学术队伍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在理论研究和记录实践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出任卷本的主要工作，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养学识使编纂工作有了质量上的保证。参与“集成”的同志在相对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出于对文化责任的担当精神，倾注了真切的感情，许多同志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于此项工作，中宣部领导将此总结为“集成精神”。

文章来源：《工程与试验》 网址: http://www.gcysyzz.cn/qikandaodu/2020/1124/1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