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25号，《诗刊》创刊，发表了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国内出现旧体诗写作热。《诗刊》副主编徐迟对此描述说：“自从毛主席诗词发表后，旧诗渐渐多起来了，并且也神气起来了。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旧诗，甚至有些新诗诗人也写起旧诗来。”[1](P212)比如郭沫若、叶圣陶、矛盾、老舍、俞平伯、田汉等新文学作家就用旧体诗吟咏性情、抒发襟怀，他们大都将之当作自娱或娱人(应酬)的一种方式。后来，茅盾评价自己的旧体诗“皆不足观”[2](P106)。聂绀弩晚年对旧体诗创作反躬自省，叹息“我写了一些诗，只为无聊消遣”。[3](P76)与众人不同的是，沈从文把写作旧体诗当成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报之以极大的热情、精力和期待。如张新颖所言：“他下放的时候写了很多旧体诗，为什么要写这么多诗呢？一点也不是文人的风雅，而是那时候觉得文物研究没法进行了，就要做一件能够做的事，所以他说他写旧体诗是酝酿再一次改业。他是把这个当成事业去做的。”[4](P33)

一、意外的创作与持续的热情

1961年11月27日，沈从文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下，同蔡天心、江帆、戈壁舟、安旗、华山、阮章竞、周钢鸣等作家组成参观团，赴江西参观访问。沈从文原本计划在访问期间试写几章以张鼎和烈士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出人意料的是小说还没动笔，却开始了旧体诗的写作。这一年，他创作了组诗《匡庐诗草》《井冈山诗草》。诚如其本人所说：“白头学作诗，温旧实歌今。”[5](P260)

虽是“白头学作诗”，但沈从文并非刚刚接触旧体诗。他同旧体诗的渊源要追溯到42年前。沈从文蓦然回首，感慨道：“一九一九年在部队中始学作旧诗，一九二二年过北京后即从未着笔，已四十年。”[5](P263)他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回顾了当年写诗的经历：“……让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在同样乡村中，一萧姓军法长教我作诗故事，当时以为我大有‘老杜’风味，但事实上他倒更欣赏我炖的狗肉，因为上桌子时吃得比谁都多，至于作诗，不过是自己写来要人和韵，在乡村中遣有涯之生而已。我和了他四五十首诗时，就还不知‘老杜’是谁，还以为或者是个邮政局长一类人物！……六十岁重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6](P117～118)这番话表明作为曾经未谙世事的懵懂少年，沈从文对诗不甚重视，仅仅就是应付似的“和韵”，将其视为遣“有涯之生”的小手段。但是四十年后，他有不同的见解，认为重拾旧体诗是人生中的“大事变”，由此可见沈从文对旧体诗这种文体以及写作旧体诗本身都产生了“郑重其事”的看法。这种跨越四十年的“回眸”不仅凝结着他本人独特的人生体验，还沉淀着他对抒情文体的反思。沈从文得意地向张兆和诉说内心的愉悦：“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四十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老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情感些些。若是别人写的，发表在贵刊上，我说不定还要加以称赞称赞，以为编者还有眼力！”[6](P117)

沈从文似乎就此找到了方向，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他不断在书信中跟亲人分享旧体诗的创作成果和写作心得。比如1961年12月31日，他告诉大哥沈云麓：“我四十多年不作旧诗，因同行多诗人，在山上大做特做，已过十首。”[6](P121)1962年1月5日，他致信沈龙朱、沈虎雏、沈朝慧，说：“因为同行多诗人，都写旧诗，我因此也受了点传染，写了十多首五言诗。有一首七言，还在井冈山大会上由一个廿来岁胖胖的女孩子朗诵过，那个腔调绝不比北京报幕的最好角色减色。”[6](P133)或许，在对女孩腔调高度肯定的背后，他更想告诉孩子们女孩朗诵的这首七言诗的确写得“好”，他本人甚为满意。故沈从文在这封信里接着说：“这些诗你们都可以读读，是用‘古体’写的，似乎还写得好。”[6](P133～134)

沈从文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陆续完成《赣游诗草》《青岛诗存》《郁林诗草》《牛棚谣》《云梦杂咏》《文化史诗钞》《京门杂咏》《喜新晴》等作品。坚持不懈的创作反映了他赤诚的创作欲和恒久的内驱力，潜藏着一个作家顽强的执念和见解。

二、有关旧体诗价值与创作的反思

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创作受政治气候影响的程度加深。旧体诗作为一种少数人谙熟的文体形式，带有精英文化色彩，与“大众文学”的时代氛围不相契合。人们在对待旧体诗的态度上存在不少困惑。《诗刊》创刊之际，该刊编辑部致信毛泽东(据徐迟《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所言，该信由他起草。信的落款署名包括主编臧克家，副主编严辰、徐迟，编委田间、沙鸥、袁水拍、吕剑)，名义上是希望毛泽东订正诗词传抄中的讹误，征求是否同意发表的意见，深层上或许也是期冀最高领袖能对旧体诗词亮明态度，所以信中说：“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7](P367)毛泽东回复称，“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8](P480)毛泽东对旧体诗有一定认可，同时也流露出不满。在他看来，旧体诗有“谬种流传，遗误青年”的风险，体裁会“束缚思想”。这些进步与否、优劣与否的疑虑不仅说明他的识见仍停留在新旧文学之争的逻辑范畴，同时也显示出其从政治视野出发，评判文学功用的倾向。此后，时人对旧体诗的反省大都难以跳脱出这种思想漩涡，如臧克家《在1956年诗歌战线上——序〈1956年诗选〉》《1957年的诗歌创作的轮廓——〈1957年诗选〉序言》、冯至《漫谈如何向古典诗歌学习》、郭沫若《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本社问》等试图对旧体诗的价值等做出探索，不仅区分新旧、强调时代，甚至还直言：“内容总是占领导地位的，政治第一，这是铁定不移的。”[9](P391)这意味着受政治羁绊影响的理论思辨无力描述和揭示旧体诗本身的文学价值(当然，其他价值如社会价值等也受到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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