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引发了“农村调查热”，(1)赵承信：《实地调研与中国社会学建设》，《益世报》1948年第25期；另参见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学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6年。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乡村建设热”。(2)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5页。在“乡村建设派”那里，这两“热”更是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一是知识分子对乡村发生了兴趣，在了解乡村的基础上认识乡村；二是知识分子们开始运用他们掌握的知识来“救济”“改造”和“复兴”乡村。在这两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发生了关系，知识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乡村建设运动就不仅仅是一场社会运动或社会实验，更是一场“知识分子的下乡实践”或是“知识的实践”。

在这个方面，徐宝谦先迈一步，认为“所谓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是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3)徐宝谦：《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1936年第3期。现代的研究者作出了总结性归纳，把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村建设运动概括为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4)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钱理群：《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中国合作经济》2009年第2期；欧宁：《理想与现实——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广西城镇建设》2013年第9期；李伟中：《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车丽娜、徐继存：《乱世中的学者使命：民国知识分子乡村实践的现实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李晔、李振军：《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胡鹏霞：《知识分子“参与”乡村社会：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等等。一方面，它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使命，(5)刘云超：《“乡村儒学”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人文天下》2015年第1期。这才有了各类知识分子的下乡实践；另一方面，受晚清科举制废除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不能崇于“上”，“知”与“行”也难以统一，但他们仍然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家国天下情怀，不得已从以前的“上进”路径转向“下沉”路径，掀起了中国运动的又一高潮。正是在此意义上，乡村建设运动被孙伏园视为19世纪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第六次尝试。(6)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北平)》1934年第1期。

这场社会实践存在两个明显的差异：第一，虽然乡村建设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的下乡实践，但实践的内容与重点、方式与手段、过程与效果是不同的；第二，虽然下乡实践的主体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但这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掌握并运用于下乡实践中的“知识”也是各不相同的。基于此，完全有必要从知识实践的角度对此时期的乡村建设进行一个比较性的分析。

这里以三个代表性的下乡实践——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乌江乡村建设试验和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为研究对象，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知识分子那里，中国乡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二是知识分子建设乡村的方式或路径有什么不同；三是“建设”本身亦有差异；四是探讨知识及知识分子本身对乡村建设的作用。

一、中国的“乡村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而认识和解释真实世界的观点和途径则有多种可能。这一原理运用到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实验中同样如此。它对应的问题是，面对同样状况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乡村建设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广义上号称乡村建设派自身也存在着分歧。以此来看，三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各不相同。

晏阳初：民族改造视角下的“农民问题”。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7)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4、294～295、294页。这里面有两个等式：一是“中国问题”等于“民族问题”，二是“民族问题”等于“人”的问题；同时，重点在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的，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注重在农村……所以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重在农村。”(8)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4、294～295、294页。正因如此，乡村建设或曰农村运动对中国民族改造至关重要。“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9)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4、294～295、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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